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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庭安:別聽那些吵著要出走的「工商界大老」胡扯,他們哪裡都去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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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台灣政府一推出「可能」會增加企業成本的政策,像是調高最低薪資、一例一休、電價調升、取消免稅、落實環評。總會有一群白髮蒼蒼,但我們連看都沒看過的「工商界大老」嚷嚷著生意做不下去啦、要出走啦。但到頭來,他們多半也都沒走,繼續「相挺愛台」,繼續惹人生厭。
※本文由作者劉庭安授權,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這些出來嚷嚷的「工商界大老」,其實哪裡都去不了,政策只管狠狠的砍,連皮帶骨都扒乾淨也無所謂。他們在台灣活不下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都活不下去的。

 

壞消息是,他們走或不走都無關大局,台灣的經濟和就業環境都會惡化下去。要解釋清楚,我們得從什麼是核心競爭要素開始講起。首先,當我們說核心競爭要素的時候,對於大多留在硬體製造時代的官員們想的都是:用更低的成本製造出一樣品質的產品,外銷打趴對手。

 

然而,核心競爭要素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在古時候的農耕、畜牧時代,一個部族要是佔據了穩定的水源、豐饒的土壤、合宜的氣候、馴化的牲口,就能夠發展出文明甚至集結成帝國。在工業革命以前,核心競爭要素主要指的是適合發展農業、畜牧業的地理條件。

 

等到工業革命發生後,化石燃料取代了人力和獸力,核心競爭要素變成當地是否有豐富的礦藏(煤、鐵、石油、稀土)、是否有廣大的腹地和便利的交通網絡、是否有領先的科技。所以在工業革命後最有錢的一群人和創造最大價值的是鐵路公司、石油公司、電力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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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我們今天資訊革命的時代,核心競爭要素變成了關鍵四樣:人才、資本、技術、數據而有人有錢的地方,也就是技術和數據累積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 21 世紀是超大城市持續發展的時代。一個超大城市能夠聚集高密度的優秀人才,他們就能彼此協作創造出偉大的產品和服務,在豐沛的資本灌注下迅速發展。

 

而成功的商業會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和資本流入,創造更大的市場,成為良性循環。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成功的科技公司,幾乎全部都是誕生於像矽谷這樣的科技重鎮,而像底特律這樣的傳統工業大城難再催出一家偉大的公司。

 

因為時代的核心競爭要素轉移了,而人才和資本像是磁鐵一樣會彼此相吸,越聚越多,越多吸引力越大。到了 2017 年的今天,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磁鐵也就不會超過 20 個:矽谷、洛杉磯、紐約、波士頓、倫敦、巴黎、柏林、新加坡、東京、首爾、香港、北京、上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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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競爭要素轉移

不創新、靠補助已無國際競爭力

 

慢著,有讀者可能意識到了,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人才、資本都集中到少數的大城市了,那剩下的偏鄉怎辦?那就沒希望了嗎?簡單粗暴的回答是:對。超大城市會吸乾周邊的地區,作為年輕低價勞動力的供給地,而貧瘠的土壤再也生不出碩大的果實。

 

然而,答案沒有這麼簡單。國家的統治者並不會樂見這樣的情況發生,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的貧富差距會引發國民對於國家認同的質疑,並挑戰執政者的合法性。事實上,英國脫歐就是倫敦以外的貧民對倫敦城裡那些全球化受益者的激烈報復。

 

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中西部窮州、鐵鏽區的居民,眼瞧著東西岸沿岸城市的好日子看得眼紅,才把 Trump 拱上台的。如果單純從國家之間的競爭來說,最好的策略就是把資源高度集中,打造出一個超大型的城市,來跟其他國家的超大城市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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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維繫統治的角度來說,統治者必須「均衡區域發展」,把資源分配到不發達的地區,那怕這麼做只是徒勞。我們以中國大陸舉例,在 80 年代的市場改革開發後,政府的口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國資源大量向沿岸城市傾斜,培養出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國際級的一線城市。

 

如同我之前所說的,這四個一線城市像是超級磁鐵,把國內外的人才和資本捲入,創造出許多世界級的一流企業。然而,一部分人確實先富起來了,剩下的人卻未必有機會富了。現實如此,努力還是要做的,中國大陸的各三四線城市紛紛成立創新中心、創業加速器、孵化器、育成中心、科技園區(有沒有很眼熟?)來扶持本地新創企業。

 

然而,這樣的努力通常收效甚微。看倌們想想,人才、資本、市場都集中在超大城市,選擇到三四線城市創業的人圖的不是政府的補貼和低廉的人力成本,還能圖什麼呢?而一個要靠補貼和低廉人工才能生存的企業,能夠創造領先世界的創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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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說台灣

 

說實在,以台灣僅有的兩千萬人口,我們能夠撐起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超大都市就要偷笑了。搞五個直轄市,把資源打散,把故宮南院丟到嘉義鄉村,把亞洲矽谷丟到桃園,把高鐵站蓋到渺無人煙的地方,在經濟上完完全全不合理。

 

但如同我先前說的,比起經濟發展,執政者更注重的是執政正當性。資源打散可以凝聚認同感,大家都有肉吃。經濟上不合理,但政治上卻合理。只是這樣「和稀泥」的結果就是:台灣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磁鐵級大城市,周邊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東京、首爾等超大城市,就把台灣當做相對廉價的人才補充基地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留在台灣的都是些什麼企業?不就有如中國大陸三四線城市,那些貪圖政府補貼和低廉人工的落後企業嗎?公允點說,以台灣這樣的現況,仍然有像台積電、鴻海、聯發科、仁寶等這些在全球市場舉足輕重的大玩家;還有許多創業家,輾轉挪移,試圖突破市場的侷限,實在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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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來嚷嚷的,多半都是那些早就該被時代淘汰掉的落後產業,只是靠著跟政府的裙帶關係、補貼、補助、免稅、廉價人力、廉價土地、廉價用電、廉價環保成本等等,勉強在資訊革命的時代苟延殘喘而已。

 

說更白一點,他們還能去哪呢?還有多少地方人工比台灣還便宜?還有哪裡有這麼好的政府能讓他們吸納稅人的血來養活自己早該倒的企業,繼續吃香喝辣?放心吧,他們不會走也走不了的,這些「工商界大老」的日子好過著呢。

 

而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和勞工的薪資水準,就在這樣死水一灘的「保護失敗者」結構下,繼續落後國際潮流,直到被中國大陸超越、被東協超越,整個國家經濟再起不能為止。台灣怎麼辦呢?那台灣怎麼辦呢?我知道只給問題不給答案是很流氓的,但你真的想要聽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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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灣的經濟要浴火重生,我們必須徹底去掉的經濟保護主義,向外國勞工、移民、資本張開雙臂,那怕讓多少本地低階勞工失業,讓多少落後企業倒閉;我們必須停止這種豬肉桶分贓式的資源分配,把資源集中到一地,傾力發展,大量吸收國際人才和資本,那怕地區發展不均會帶來衝突。

 

我們必須讓過時的企業倒閉,把資源回流到真正跟得上時代的創業家和新創公司,那怕這些過時企業主都是大金主和大樁腳。你覺得真的有可能嗎?問題是人類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衝突時,往往都會選擇前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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