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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斯‧裴恩:人的內心(其實猴子也一樣)很在乎公不公平,甚至愛斤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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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和各式各樣的人進行社會比較,神奇的是,不管對象,我們總是發現自己落在階梯的上半截,屢試不爽,畢竟那個位置的感覺最舒服。想想看,你在工作上的成就如何?你的智商有多高?道德情操如何?對朋友有多忠實?駕駛技術可好?你內心深處曉得,自己在上述方面都優於一般人──可是誰都清楚,那是不可能的。
※本文由大是文化授權,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人總自覺高人一等──烏比岡湖效應

 

這項發現稱作「烏比岡湖效應」(Lake Wobegon effect),該名稱是美國作家蓋瑞森.凱羅爾(Garrison Keillor)虛構的小鎮,那裡「所有女子都強勢、所有男子都英俊、所有兒童都比普通小孩優秀。」西元1965年,一項針對車禍倖存者的研究,無意間發現到這個效應。

 

研究人員花6個月的時間,訪談西雅圖市(Seattle)某家醫院,在這段期間收治的全部車禍傷患,被拿來和對照組做比較,兩組的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全然相仿。訪談者要求病患回答問題,並請對方為自己的駕駛能力打分數。雖然這並非該研究的原本宗旨,但後來世人卻因此記住這項研究,因為住院傷患都評斷,自己的駕駛技術優於一般人。

 

事實上,他們給自己打的分數和對照組並沒有不同,只是對照組成員未曾經歷過車禍。顯然出車禍住院這件事,並未動搖傷患自認是優良駕駛的想法。有沒有可能這些傷患並非車禍肇事人?研究人員仔細檢討每件車禍的警方紀錄,以釐清誰是案件中的肇事者和被害者,結果發現傷患裡頭的車禍肇事者,對自己的評價也和其他人一樣有過度的自信。

 

主辦SAT大學入學考試的美國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早就發現這種效應的另一個實例。某年約有100萬個學生,參加當年度SAT考試,大學委員會要求他們拿自己,和中等程度學生(成績落在全體的50%水準)相比,評比項目不僅止於SAT的表現,還包括個人特質,例如領導力和合群程度。

 

結果70%學生自認領導能力優於中等學生,85%認為自己比中等學生更擅長與人相處。心理學家康絲坦汀.賽迪姬蒂絲(Constantine Sedikides)與同事做過另一項研究,要求受試者評估自己在好幾個方面的表現,結果他們自認比一般人更有道德感、更善良、更值得倚賴、更受到信任、更誠實。

 

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只不過這些受試者,是在監獄中服刑的重刑犯。他們唯一自認不如的項目是「遵循法律」,即便是這一個項目,分數仍與普通人相當。有鑑於這些人自我評價的時機是坐監服刑期間,答案看起來似乎有欠客觀。

 

這麼多年來,有數百項研究重現烏比岡湖效應,證明我們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的智商、毅力、責任感……甚至羽毛球技都優於一般人,事實上只要是涉及正面特質,結果都莫不如此。一個人越重視某項特質,就越容易在這方面自我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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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覺貧窮,就會短視近利

 

即使是短暫的富裕感或貧窮感,也會使得人們或多或少短視近利起來。前面的章節曾談到貧富的主觀意識,具有強大的效果,而那通常是根據我們和他人比較而得。

 

心理學家米契.凱稜(Mitch Callan)與同事合併這兩項原則,預測人們若經過比較後,自我感覺貧窮,就會變得短視近利,不計後果搶奪眼前的收穫,對未來則漠不關心。反之,如果他們自覺富裕,就會把眼光放遠,做長久的打算。

 

這項研究先請受試者回答一大串深入的問題,包括對方的財務狀況、支出習慣,甚至個人特質和品味。研究人員告訴受試者,需要這些詳細資訊的原因,是電腦程式將會拿這些資料,來計算個人化的「可自由支配所得比較指標」(Comparative Discretionary Income Index)。

 

研究人員還告訴受試者,電腦會給每人一個分數,顯示此人與其他年齡、教育程度、人格特質等條件相仿的人相比之下,擁有多少錢。事實上,電腦程式根本沒有做這些事,只不過呈現一條細細的、閃爍的進度尺,旁邊寫著:「計算中,請稍等……」接著電腦會隨機提供回饋,對其中半數說他們比同類人有錢,再對另外一半說他們的錢比同類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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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人員又請受試者做些財務決策,從一系列選擇中,挑選提早獲得數額較少的報酬,或是延後拿到較多的報酬。舉例來說,研究人員可能問他們:「你寧願今天拿到100美元,還是下星期拿到120美元?寧願今天拿到100美元,還是下星期拿到150美元?」等到受試者回答許多類似的問題之後,研究人員就能夠計算受試者,對立即報酬的重視程度,以及有多願意等候比較長的時間,以便獲得更高的酬勞。

 

這項研究發現,如果人們自覺貧窮,就會在快慢與利弊權衡之中,傾向選擇立即滿足,但若他們覺得自己相對富有,就會顧及比較長遠的利益。為了強調這項結果,並非受試者不顧真實世界後果,所做的抽象決定,因此研究人員又找第二組受試者,重新做一次實驗。

 

這次不是提供假設性選項,而是真的發給受試者20美元,讓他們用這筆錢賭博。受試者可以拒絕賭博的邀請,把錢塞進口袋直接回家,但也可以和電腦賭一場牌局試手氣,若贏了獎金自然比20美元多很多,萬一輸了則一毛錢也拿不到。

 

那些覺得自己相對富有的人當中,有60%選擇賭一把,而自覺貧窮的受試者當中,願意賭博的比率高達88%。由此可知,自覺貧窮使人們更願意孤注一擲。這些實驗令人吃驚之處,在於一個人短視近利的程度,不需要看整個童年生長環境,就可能產生變化。哪怕只是主觀感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也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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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與貢獻不成比率,人們會設法「恢復平衡」

 

高階主管與時薪員工之間的薪資越不平等,產品的品質就越差。大部分產品是經過冗長而複雜的生產鏈才完成,牽涉到不同層級員工的數千次互動。所以說,工作場所越需要團隊合作,薪資不對等就越容易產生憎惡感,也抵銷本來的激勵作用。

 

其實員工要的並非齊頭式平等,他們了解受過高等訓練、擁有技術和經驗的員工,薪資自然會高於低技術的新進員工。人們真正渴望的是貢獻與報酬之間的平衡,如果把它想成一個比數的話,最簡單的表達方式就是,每工作1小時的酬勞。當然,酬勞不僅包含金錢,而貢獻也不只是完成的工作量。

 

當酬勞與貢獻比失去平衡,人們會設法恢復平衡。有趣的是,恢復平衡的辦法可以是增加酬勞,也可以是減少貢獻,兩者都會令當事人開心。以每小時酬勞這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提高薪資(完成的工作量不變),或是減少工時(薪資不變)。

 

當員工感覺自己的工作沒有得到適當酬勞,可以和雇主談判,以爭取更高的薪資或福利。萬一無法如願,他們往往能夠想出新穎的對策。例如,他們可以怠工,亞當(Adam)就是一個例子。亞當在一所大學擔任維修員,他解釋說:「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看起來都像在幹活,可能是因為戴工作手套,開著大學校徽的卡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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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延伸到整個紐澤西市,所以高興去哪裡就去哪裡,頂頭上司根本不會懷疑。這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做一切想做的事。我們經常開卡車去某個同事家裡,在那裡小睡兩個鐘頭,再開車回去,打卡下班。」

 

另一種改善平衡的辦法是監守自盜、增加收入,在一家酒品倉庫擔任運輸職員的洛伊(Roy),就是這樣做。他的公司正要從波士頓,搬遷到路易維爾(Louisville),同時計畫要裁掉所有員工。因此,洛伊丟掉最廉價的酒瓶,把最好的酒留給自己。

 

他說:「每個月我們都會盤點庫存。最後運輸部門的夥伴們決定,不如我們也替自己安排一些離職紅利好了。上班的最後一天,本來應該把所有剩餘的庫存裝進貨車廂,然後運往肯塔基州,不過我們沒那麼做,而是將200箱各種酒品裝進一輛廂型貨車裡,然後在城裡跑來跑去,所有員工的家裡都去了一趟。

 

等貨車回到公司時,車子裡頭已經空了。到現在,我家裡還有一些那次分到的酒……。」監守自盜輕則侵蝕公司利潤、重則搞破壞,可能導致沒有意義的傷害。這些行為看起來不可理喻,直到我們想起人們企圖達到的平衡,就能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透過這樣的負面貢獻,來改變報酬貢獻比率,無法增加好處,卻能平衡當事人的情緒。就像大學維修員亞當所說:「假如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找合理的藉口,我會說那並不是為了報復,只是公平交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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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奇斯.裴恩(Keith Payne)

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Chapel Hill)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在不平等與歧視心理學領域享有國際領導地位。
   
《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都曾專題報導裴恩的研究,他也替《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 和《今日心理學》雜誌(Psychology Today)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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